为了进一步做好生态保护补偿立法工作，交流借鉴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的国际经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ADB）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委，NDRC）于11月6日到8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组织召开了《生态保护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围绕生态保护补偿的前沿研究、政策设计、国际案例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袁国华受邀参加了全部研讨活动。

会议由亚行东亚局和发改委地区振兴司具体主办，亚行东亚局局长James Lynch和发改委振兴司司长童章舜先生主持了首日的研讨会。研讨内容主要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和政府在自然资本投资中的作用，自然资本投资的创新，投资自然资本的能力建设、网络和伙伴关系，生态保护补偿的前沿研究，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设计，生态保护补偿的国际案例等主题。专家们主要来自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美洲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全球环境基金（GEF），国际鸟类聪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英国及美国政府（前）部门官员，中国环境规划院等机构专家。来自生态保护补偿相关管理部门、有关地方发改委负责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同志以及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工作显著的部分县分管同志等参加了研讨培训（专家展示都为远程视频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生态补偿（ecological compensation）这个词用得不多，且其意义是指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破坏占用了生态资源（空间），必须全额补偿（抵消）回来（基本上是异地补偿）。且从理论研究甚至管理实践上，已经从零净损失（NNL）转到了净生收益（biodiversity net gain）。美国的湿地银行及保育银行实践，也基本上遵循了净生收益原则。当前，全球更多是使用生物多样性补偿（biodiversity offset）这个概念，且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相关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例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布了《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育法EPBC》；其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布了《生物多样性保育法》及配套条例，明确要求建立生物多样性补偿制度（BOS），制定了工作流程，发布了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指南、手册及网站评估程序（应用）等等。而源自美国清洁水法（1972）的基于市场机制的湿地（缓解）银行相关制度，在完善湿地信用交易体系的基础之上，发展了生境（栖息地）信用、水质信用、碳汇信用、物种信用等交易体系。专家们介绍较多的PE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实际也是水质、生境信用交易的应用或者综合。我国如果规范执行生态补偿基本制度――即社会经济建设破坏占用生态空间，必须进行补偿――就能有效确保“生态空间”不减少，有力提升生态保护工作；同时，将开发商上缴的补偿款，转给进行生态保护工作的农村地区，能有力促进农村生态化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破坏者补偿，保护者得利，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同时，优化以中央财政为主体的权益型生态补偿工作，创新资源收益型生态补偿工作，以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